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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杂志四月份上:王挺革代表--放弃我们的教条

2013-03-19

 

 

从农耕社会迈向工业社会过程中,最初民间没有资本,只得由国有企业来完成经济的原始积累。但今天,显然已经不再是这样了。

本刊记者 冯永明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国贸集团董事长王挺革手中拿着一份名为《关于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租赁法〉的议案》,找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签字附和,只有30人以上签字的建言,才会被正式列为议案,他很快就完成了这项任务。

早在去年,在王挺革的设计下,浙江国贸已经组建了浙江国金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国金),该公司将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提供银行无法给予的准金融服务,比如帮助企业解决设备进购的资金难题。

金融租赁进与退

2012年9月12日,浙江国金在杭州召开创立大会。浙江国金由浙江东方集团、浙江五矿进出口有限公司、香港鸿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金2500万美元,三家股东分别占55%,20%和25%股权。

   “一些发展中的企业需要进口设备,但他们一时没有资金,”王挺革说,“如果企业从银行抵押贷款,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王挺革深知中小企业发展之困,当下的金融环境下,他们被有限的金融服务掐住脖子,而不能高速发展,国家巨额的信贷落到他们的手上是寥寥无几。至今浙江国金已为数十家中小企业提供了设备租赁使用权。

融资租赁是世界上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工具,近年来全球融资租赁业务量每年都保持在7000亿美元左右。融资租赁以其独有的融资与融物、金融与贸易相结合的特点,对于鼓励企业设备投资、盘活固定资产、优化融资结构和加快技术改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拯救实体经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益处良多。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这一业态以来,经过30多年特别是近10年的迅速发展,全行业资产和业务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租赁市场,在国内位居信贷、证券、保险和信托业之后成为第五大融资工具。目前,全国共有各类融资租赁公司400多家,其中银行投资的金融租赁公司19家,租赁资产接近6000亿元。按照目前行业发展速度,预计在五年之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租赁市场。

“目前,美国企业的设备采购由融资租赁完成的比例高达30%,而在国内只占到5%左右。”王挺革说,伴随着行业的发展,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环境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愈来愈强。

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分别对“租赁”和“融资租赁”作了专章规定,第一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赋予融资租赁合同以法律地位,从私法的角度规范了融资租赁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关。王挺革说,目前融资租赁在我国仍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尤其在法律方面主要包括:租赁物登记的法律效力;对出租人资质认定的行政许可;多头监管且监管标准不统一;业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王挺革建议,这些问题应该也必须通过法律层面予以解决,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融资租赁法。

注入金融基因

解析王挺革过去的经历,以及国贸的转型,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把议案落在融资租赁法案的推动上。

在空降浙江国贸之前,王挺革是金华市常务副市长。这位在金融方面多有钻研的管理者,摆在他的面前的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具有“江南第一猛庄”之称的金信信托崩盘,亟待重整。这是一个拥有47.3亿元债务、上万个债权人的超级巨无霸。

自从2005年12月30日金信信托被停业整顿之后,王挺革就一直与金信有着各种关系,在金信信托风险暴露之初,他担任过金信信托停业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此后担任过金信信托股权重组工作小组的组长。

在这个过程中,王挺革需要获得外界广泛的支持。他既要研究收购股东股权的策略、又要稳定债权人的情绪。重组最核心的难题,如何将债权人的债务封冻起来,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前,免于扩散。

王挺革说,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最高法院的一纸文件,通过司法途径明确暂缓对金信信托产生的债务执行。这一纸文件,把金信信托从重症监护室拉了回来。此后,重整小组在北京委托拍卖公司,“毛泽东生日当天进行的拍卖异常顺利,拍卖金额达到63.2亿元,这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王挺革尝试把政界的资源与商界的智慧结合起来,经过漫长的1800个日夜的努力,金信信托终于复盘。

王挺革坐在椅子上,摘下眼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这事就发生在昨天。

面对中国外贸出口竞争优势的丧失,王挺革带领浙江国贸向金融方向转型。2012年,国贸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46.2亿元,利润23亿元,其中金融及类金融业务营业收入达60.21亿元。

作为一个敢于尝试的企业家,王挺革显然喜欢处理这些令人激动的事件。浙江国贸与央企、民企、外资等不同形式的合作成立了诸多保险金融公司。

放弃教条

让王挺革在官员与企业家的角色中,作出选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用外交般的辞令说:“做企业家更快乐,不过,我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越难的事,越能体验快乐。”

“国企与民企只是出资本人不同而已。”在国进民退、官商边界争议的当下,王挺革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他说,“企业与政府的行为有共通的地方,都有各自的使命和责任。在管理上,无论是企业的员工还是政府的公务员,人是成本的组成部分又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寻找制度下的人性,更好地激发员工,让他们输出价值。”

在同样的经济形势,为什么有的企业倒了,有的却活得很好?“这是由企业家的素质或者掌门人的能力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外部环境,那只能改变自己,让创新驱动,把成本降下来,从而吸引消费者。”王挺革说,“而提高自己能力的唯一捷径就是加快学习。”

2012年4月11日,王挺革在浙江国贸集团一季度经营分析会和专题务虚会上讲的标题就是:不解放思想,就会成为发展的拦路虎;不善于学习,就会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他的床头摆放着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稻盛和夫的管理经典。他已经习惯睡前阅读它们。他同时信奉李嘉诚的成功秘诀:找对事,选准人,分好钱。如果你要跟王挺革讨论上述管理学家和企业家,那他会一直讲下去。

毫无疑问,王挺革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喜欢说,未来决定现在。

目前,浙江国贸旗下几乎所有公司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在改制过程,吸收了大量的民资。“中国从农耕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最初民间没有资本,只得由国有企业来完成经济的原始积累。”王挺革说,“但今天,显然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诸如金融、健康医疗、零售业都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民营企业也会是其中的受益者。”

“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的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也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王挺革顺口说出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的一段话,深思了片刻说,“改革的春天又来了,企业经营者该做的就是顺着这股潮流,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本刊记者胥晓莺对本文亦有贡献)